文/白瑞雪

一

在一个讨论塔可夫斯基诗性叙事、库布里克哲学建构的聚会上,我喝了一肚子茶。

“其实我喜欢周星驰。”旁座姑娘嘟囔。我几乎想要与她一醉方休了。整个晚上,我俩在一群指点艺术江山的大师间倾听、点头、微笑、附和,偶尔对视,小心翼翼地隐藏着共同的秘密,不让我们这一簇人类暴露于宇宙黑暗森林之中。

饭局将尽,这姑娘敬了个酒:“各位老师嘴里那些个术语我不太懂,我爱看周星驰,是不是太肤浅了?”

大师们呵呵呵。一位青年学者举杯起身说,我也热爱星爷,当年第一笔稿费来自解析《大话西游》!

皆大欢喜。十几年前的事了。

二

十几年前我大学毕业来北京,住地下室,直到政府因“非典”强令所有地下居住者搬上地面。

这待遇最初很意外。下了火车,接站的是一位面容沧桑的风衣男子。内心一阵狂喜:我真是人才啊,这位至少得是副总吧?

没想到,他只比我早来几天,跟我一般大,只是模样长得着急了些。然后,这位面容沧桑的同龄人一路领着我进了一间四壁暗灰的地下室。

手机信号微弱,没有阳光,也没有网线和电视。唯一娱乐工具是读书时买的杂牌台式电脑。在那些因无所事事而迷茫的日子里,我把周星驰电影合集来回看了很多遍,以确保每个夜里快乐地入睡。

当然,看的盗版。上个世纪90年代,在我读书的那个城市,你压根不需要与天桥上怀抱孩子的妇女神秘接头,因为盗版碟就那么明晃晃地摆在店里等待光临。按照今日网友们“欠周先生电影票”的说法,我也欠了不少呢。

“做人如果没有梦想,跟咸鱼有什么区别呢?”这比喻颇有沿海地区特色。让一位北漂者来写的话会是这样:做人如果没有梦想,跟蟑螂有什么区别呢?——目光追随一只蟑螂窜过墙角,十几年前的我恨恨地想。

三

某次相亲,对方简直就是周星驰失散多年的兄弟。我把脸埋在碗里,以防抬头即爆笑。

作为一枚非娱乐口记者,我没有见过周星驰。众人证词表明,生活中的他害羞、沉默。这一点儿不奇怪。笑星罗宾·威廉姆斯疑因抑郁症自杀,北京交通台在节目里最闹腾的那几个主持人,办公室常年鸦雀无声。

每隔一段就会爆发一次的口水战,内容基本没有变过。你说他自私、抠门、人品差,我说他的作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如此鸡同鸭讲的辩论只能证明,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:周先生的确有才。

社交媒体当道的现代传播,倾向以“轻”的方式传递最有效的信息。周星驰的电影早在几十年前即选择这一路径,用生命中最乐于接受的轻表达那些无法承受的重,那些希望与绝望,那些悲伤与狂喜,那些永远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土豪落草与草根逆袭。小人物,最不见底的深刻看上去也是轻飘飘的,但谁说一根羽毛无法在心里砸个坑呢。

四

互联网普及的后果之一在于提高了观众的笑点。某些名导演——大概平时都不怎么上网吧,处心积虑往电影里塞一堆毫不新鲜的段子,其结果是成功地突破了喜剧必须让人发笑的铁律。我都想给他们写一段宣传语了——“我们不制造笑话,我们只做笑话的搬运工。”

于是更加怀念周星驰的天才原创。所谓天才,是一种前无先例后无循者的横空出世劲儿,是一种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惊喜。周星驰来到世间的使命似乎就是玩幽默,如同李宗盛仿佛一生下来就洞察了人生最深刻的课题——爱情。

新一轮“炮轰”,周星驰答:“不喜欢响应,默默拍自己的电影。怕不拍大家就把我忘了。可惜这些年我的电影越来越少,只想跟大家说一句:对不起,我老了!”

英雄气短或美人迟暮,都比不上讲笑话的人自己沦为一个笑话更令人心疼。粉丝们只得列出排山倒海的作品及其曾经带来的排山倒海笑声,压倒那些关于偶像种种人品劣迹的描述。不过,这样的辩论逻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道理的,因为予人欢乐也是一种珍贵的人品。